再谈数目字管理

上次谈到明代的财政问题，鱼鳞册又不准确，后代又盲目遵循祖制，很多小伙伴不理解，当时的人为什么那么傻啊？其实这是在用今人的视角看古人，没准儿那已经是当时最好的办法了。亚当斯密对此也有很多评论，我是敏时大观，听我细聊。

1776年出版的《国富论》，在“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”那一篇，他提到“只有那些稳定的、不动的、持久的收入，才能维持政府的安全和尊严”，“土地是一种比较稳定和持久的来源”，因此“比游牧国家进步的国家”都把土地生产物或地租作为主要收入来源。

但是征税有好几个重要原则，比如“国民应当缴纳的赋税必须是确定的，不能随便变更”，即“缴税的日期、方法、金额，都应该让所有的纳税人及其他人都能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”，否则“每个纳税人就都多多少少地会受到收税官吏权力的影响”。

“根据所有国民的经验，我相信，就算赋税再不平等，对人民造成的危害也比较小，但是赋税一旦不确定，对人民造成的危害就会非常大”。另一个重要原则是，“所有赋税的征收，都应该尽可能地让人民缴纳的等于国家收入的”。

“如果人民缴纳的比国家收入的多，原因通常不外乎”：1、征收赋税时使用了大批官吏；2、赋税的设立，妨害了可以给很多人提供生计的产业；3、税吏的频繁访问和稽查，让纳税人遭受不必要的麻烦、苦恼和压迫，等等。因此，一切选择都是在权衡利弊。

“根据某种标准，对各个地区分别评定一定数额的地租，这个数额确定以后，不再变更”。英国采用的这种固定不变的税法，使用的税吏非常少，“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是平等的，但因为各个地方耕作上的勤劳程度不同，后来慢慢地就变得不平等了”。

“既然税款数目不随着地租的增加而增加，那么君主就不能分享地主通过土地改良得到的利益”，“毫无疑问，英国地主从这种恒久不变的土地税中得到了好处”，“自从英国土地税评价确定以后，各地都取得了极大的繁荣，所有的土地地租都持续增加，很少有降低的”。

“如果土地税随地租的变动而变动，那么花费在征收上的费用一定比固定不变时多”，但好处是“让君主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而关注土地的改良”，然而“就算是促使君主关注农业改良的动力再大，如果损害了地主改良土地的动力，也是徒劳”。

因为“君主的关注最多只能在非常广泛、一般的考虑上”，而“地主改良的动力，则会在特殊的、比较具体的方面，看怎样才能最有利地利用每一寸土地”。“对土地生产物征收的赋税，实际上就是对土地地租征收的赋税”。

他还提到了，“中国帝王的主要收入就是由国家中所有土地生产物的1/10组成的，不过这所谓的1/10，依据的评价非常低，很多地方还不到普通生产物的1/30”。“对土地生产物征收的那些赋税，有的是征收实物，有的则是根据某种评价征收货币”。

“经过税吏的胡乱处理，征收实物赋税经常让国家蒙受巨大损失，国库最后得到的通常只是人民缴纳的全部赋税中很小的一部分。据说，中国等一些国家收入就是这样征收的。中国的达官显贵和税吏们，都乐于保持这种用实物征收赋税的惯例”，因为更容易徇私舞弊。

英国和明代或许出发点是相同的，但结局不同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英国的工商业在快速发展，亚当斯密还探讨了房租税、财产税、利润税、遗产税、特种税等很多税种，随着工商业的发达，土地税似乎都不是事儿了，而明代只能跟土地死磕，这就是差距。

我是敏时大观，带你走出信息茧房！